起首從學院的概念出發，翻譯學者如Toury和Chesterman就認為翻譯理論不必然需要研究實務的翻譯方法來協助譯者，猶如說話學不見得是教人善于使用說話或社會學也不是要讓每一個人都成為社會的良民。Toury甚至主張翻譯實務是屬於譯者和翻譯教師要探討的事，翻譯理論學者沒有為其理論找出實際用處的義務，也就是說，理論並非為了指點實務而存在。可見有些翻譯理論一開始就與實用劃清界線，而只專注其本身的價值；這些翻譯理論的價值並非依附在現實用處上，有如文學、哲學、藝術等人文學科一樣，可能不太適用，但卻很有價值。
很多現職譯者心裡或多或少城市質疑:「翻譯理論有什麼用?」良多人不懂理論還是會作翻譯；相對地，懂了理論後就會翻譯了嗎?沒有實際操作經驗的話還差得遠呢翻譯就像只會把游泳的原理和姿式講得井井有條的人，一旦下了水可能很快就溺死了翻譯就因為很多專業譯者從來沒有學過任何翻譯理論，卻仍然可以在市場上保存活躍，所以翻譯理論對翻譯工作者有何價值呢?這個問題一向是翻譯實務工作者與翻譯理論學者之間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乃至是彼此曲解甚至於相輕的根源。筆者以過去從事職業筆譯
另外把翻譯理論和實務之爭回過頭來檢視國內的翻譯教學，今朝翻譯研究所已有六所之多，別離為台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彰化師範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長榮大學和文藻外語學院，個中台師大還設有博士班。各校在翻譯課程的設計計劃上也常墮入理論與實務課程比例間的兩難，究竟口筆譯都是高度專業的妙技，為了應付就業市場的嚴厲考驗，長時候的實務練習和實踐練習勢弗成少，相對就會排擊理論課程的時數，而學生也常回避或疏於修習理論課；然則翻譯研究所若一昧向實務市場傾斜，名為研究所卻缺少理論研究之實，即便是高度專業的工作，也不免被學術社群譏為職業練習所翻譯象牙塔外的翻譯理論和實務之爭延長至學院以內就成為翻譯教育(education)和訓練(training)之別，解決之道或許可以如今朝師大譯研所設有理論和實務兩組離別施教，或像中國大陸把翻譯學位辨別為專業學位(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和學術學位(Master of Arts)都是可行的作法，不外後效還有待恒久觀察。
本文同時登載在台灣翻譯學學會網站: http://tati.org.tw/?cat=4
可是不成否定，許多學者精心建構出來的翻譯理論並未遭到譯者接待，個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術語系統繁複，分歧學派都自創一套專用系統，常人若未習得這些大量術語以進入該套系統的脈絡內，就難以理解這些學者的抽象闡述翻譯而且專業術語脫離日常說話用法愈遠仿佛就顯得理論愈純潔，最後導致只限於少數學者在象牙塔內自命不凡，自絕與外在翻譯市場實際對話，理論和實務幾近完全脫鉤翻譯這就難怪會引起職業譯者的不滿或甚至輕視，因為這些學者的闡述自始從未把譯者工作上的需求斟酌在內。不外並不是所有的翻譯理論都是脫離實務，也有許多理論是從說話功能或文天職析對照的角度來檢視翻譯運動，理論與實務的關係就十分慎密，二者可相互印證闡發而互惠，例如翻譯功能理論學派(functional theories of translation)就具有高度指導翻譯實踐的意涵，值得翻譯工作者參考利用。 簡言之，不是所有翻譯理論都與現實譯事無涉，部份理論還是與實務互相關註，更是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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